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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消息 中國稀土行業正面臨一輪甚囂塵上的指責。一些人士近來公開宣稱，中國稀土行業的對外貿易是一樁徹底失敗的生意，因其價格已經低至不可接受。循此邏輯，那些需求缺口較大的國家將從中獲益，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自中國手里獲取該宗被“賤賣出口”的資源，并伺機大肆囤積。
　　這種聲音迅速席卷輿論，并極為自然地引起公眾對于中國資源戰略安全正遭受潛在威脅的顧慮。飽受抨擊的稀土行業主體對此也不無苦惱。
　　中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儲藏、生產以及貿易國，已探明儲量和出口總量全球占比分別達到46%和80%。稀土含有17種元素，其中的一些元素有助于極大地提高工業裝備的性能。由于這是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價格過于低廉將不足以反映該宗資源的內在價值。
　　稀土行業主體并不否認稀土價格的低迷現實。據他們表示，這種狀況已經持續多年。中國稀土學會秘書長王新林對抨擊“賤賣”的論調保持高度關注，他想找出最初發表這項言論的那個人，但一直沒能找到。
　　王新林說，這種聲音里含有某種極端情緒，雖然可以理解，但根本上還是不了解實際市場。
　　資源不經濟
　　中國并非不重視對于稀土資源的保護和利用。建國之前，稀土在包頭被發現，此后的一個長周期研究過程中，稀土的可運用價值不斷被發掘。但直到今天，對于該宗資源的極限價值認知尚處于空白。為此，中國官方一直持謹慎對待態度。
　　稀土圈內廣為流傳的一件軼事發生在建國早期。1970年代，中日剛剛建交，日本代表團訪華。日本首相主動向周恩來提出可以幫助中國進行工業建設，交換條件是他們對包頭鋼鐵公司鋼鐵冶煉之后的高爐渣頗感興趣，希望可以得到。
　　包頭鋼鐵公司于1958年投產，控制著大量資源。由于稀土與鐵礦是共生礦產，需要在高爐渣之內再行提取。獲得高爐渣，即意味得到稀土。周恩來聽到日方訴求，一時捉摸不定。日本人見此情形，很快又表示，他們可以拿大米交換。周恩來一見對方加重價碼，更加遲疑。日本人見還不足以說動中方，干脆提出直接掏錢購買。
　　日本人對于稀土原料的覬覦令周恩來大感意外，退席之后找到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方毅，商量應對之策。最終的共識是稀土原料可能存在不能預知的戰略價值，限于技術條件制約，可以先儲存起來，以備日后技術條件允許再行開發。
　　包頭鋼鐵在他們的原料基地內建有一個大儲量尾礦庫(稀土湖)，用于儲存含有稀土的尾礦，所有沒有及時利用的含稀土尾礦全部封存入庫。在此之外，中國輕稀土重鎮包頭市也應中央政府的命令采取行動，人們今天有幸看到的包頭市內一條長達7公里的最核心街道“鋼鐵大街”，在開建的時候路基即全部由包鋼提供的礦渣填筑而成。包頭市稀土高新區管委會新聞中心副主任徐東輝對本刊記者說，當年填埋那么多礦渣，就是希望若干年后科技水平提升了，再翻出來進行提取利用。
　　那時開始，中國的稀土資源戰略已經拉開序幕，并未中斷。方毅在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后，于1978~1986年7次奔赴包頭，部署包頭稀土資源綜合利用工作，據稱當時先后調集了中國近200個科研單位參與包頭礦的開發利用工程。
　　與此同時，中國的市場經濟道路使所有資源的內在價值逐漸向商品價格進行轉化。當稀土原料出現在工業應用領域后，市場開始形成。在最初，由于技術門檻限制，雖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稀土材料以及更為下游產品的生產、經營，但時過境遷，那些并不高深的技術終于不再是秘密，被削尖腦袋的人們相繼掌握，稀土市場出現一窩蜂似的淘金人群，這使得有稀土資源的地方濫采、濫挖現象不可遏止。
　　“技術不是問題。只要你時常接觸，就能上手。”包頭稀土研究院院長趙增祺對本刊記者說。包頭稀土研究院是中國唯一一個國家級稀土專業研究機構，他們同時還控制著幾家大型生產企業。
　　趙增祺說，許多從前下海的科技人員和操作工人充斥著當前的稀土行業，“他們在科研單位和大廠掌握了相關生產技術，就可以自己出去辦廠。”
　　現在，這種情況還不能得到消除。包頭稀土研究院的稀土生產、加工技術一度向國內相當一部分稀土企業進行輸出轉化。當國家推行研究院、所改制后，他們也被體制排除在外。為了生存，這時候他們自己也著手搞產業，很多技術于是不再單一對外出讓，而是選擇內部轉化。問題是，這些技術一旦付諸實踐，很快就能被同業取得，他們照樣沒轍。
　　因為人人能夠進入，技術運用的沒有門檻和行業準入的無序使得稀土市場出現持續性瘋狂，這種瘋狂至今沒有結束。中國稀土學會秘書長王新林說，在稀土產業的許多環節，雖然政府做了一些指令性管理工作，但就是“管不住”。
　　王新林近期曾在南方省份考察工作，他提醒大家注意廣東省和福建省，因為這兩個區域較少管理，政府的開采和生產指令是失靈的，挖得最多，賣得最多，市場趨于混亂。在福建省三明市的一座礦山上，王新林親眼目睹一個農民帶著兩只袋子進山采挖稀土，“每袋怎么說也有100公斤”。
　　陪同考察的地方長官見此狀況，隨即召來當地的鄉長，要求對這種情況予以禁止。這種偷采、亂采稀土的普遍現象對于中國稀土行業是一個不小的威脅，表明稀土市場的源頭供給環節是失控的。全球目前的稀土用量只有10萬噸，供給的過度必使市場的供需持平機制遭到破壞，其結果是中國這樣一個稀土大國喪失掉市場議價權，內部主體競相壓價，“賤賣”資源由此出現。
　　市場鬧哄哄
　　長期以來，稀土行業的一大問題是行業資源、主體均過于分散。中國盡管握有豐厚資源，這種分散現狀卻極易被外間利用而各個擊破，價格形成局面由此一盤散沙。
　　早在20年前，以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周傳典為首的一部分人士即敦促政府仿效“歐佩克”，建立中國的稀土聯盟，將整個行業擰成一股力量，共同進退，結果幾度告吹。
　　目前中國任何一個行業幾乎都成立了行業協會，獨有稀土行業沒有。中國最早出現過的一個稀土行業協會還是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時候掛靠在上海一家歷史較為悠久和規模較大的稀土企業名下，后來再也沒有人說起過。
　　在朱鎔基執政時代，政府計劃推動稀土行業重組，決定成立南、北兩大稀土集團，由發改委和經貿委牽頭此事，大致規劃是北方集團以包頭鋼鐵主導，南方集團以中國鋁業主導，籌備工作已經著手，結果又不了了之。深究原因，許多人都不愿提起，只含糊其詞地表示，利益問題、部門問題、企業問題一大堆，不好協調。
　　更早的時候，官方還設立過一個中國稀土集團公司，以顯示對稀土事業的空前重視，但這個公司級別太高，充任要職的都是體制內一些高級別官員，運作效能低下，規模又鬧得太大，轉眼間便垮掉。
　　一位內部人士說，“在中國，沒有辦不成的事兒，也沒有很好辦的事兒。”
　　意圖通過實體機構來控制稀土市場被證明是一個十分糟糕的策略，官方轉而采取了更為柔和的手段。由于一切資源都屬國有，礦產也不例外，官方具備絕對準入權力，因而任何想要進行礦產資源運營的主體都必須得到官方事先授權。例如程序，試圖進入稀土領域的主體需要持有官方頒給的開采、生產許可。在得到許可之后，出于控制資源的需要，官方每一年度還要給定開采和生產的具體數額指標，以保證資源的集約利用和市場供需的平穩。
　　理論上，這樣做能夠肅清行業秩序。問題是，這樣一來上面又牽扯到多頭管理，下面又牽扯到地方利益。在中央層面，發改委、國土部、環保部、科技部，以及新近成立的工業與信息化部等在稀土行業分權而治，用一位業內人士的話說，“都管，也就都不管”。
　　在地方上，嚴格的準入同樣無濟于事，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企業片面追求利潤，行業環境的難以肅清更與貧困人口的吃飯謀生存在關聯，這一切動因似乎都不是幾個許可證和指令計劃就能杜絕的。
　　當做大規模、做高產量不以市場規律為向導的時候，中國就成了一個資源廉價大國，沒有一點優勢可言。中國稀土學會副秘書長張安文表示，只要中國堅持控制總量，保持供需基本平衡，稀土產品是能夠維持較高的和穩定的價格的。但實際情況并不理想。
　　“物以稀為貴，供大于求肯定賣不出好價錢”，張安文說，這個市場規律各主體是完全明白的，卻有意漠視，不能把自身利益納入整個行業和全局利益上進行考慮與體現，“今天能賣一個好價格，就不會考慮明天”。
　　中國稀土價格在過去多數年份是維持低迷的，少數幾年可能出現走高趨勢，一些品種賣價可以達到幾萬乃至十幾萬一噸，但這種美好時光最多也只能維持一到兩年時間，更多時候陷于紊亂周期。當一些市場主體實在不能容忍了，他們建議政府對稀土的貿易輸出加以控制。
　　大約在1999年，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前往包頭視察。在包頭稀土研究院參觀間隙，要求當地將稀土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稀土研究院一些高參于此時反映了一些問題，包括一直令人疲于應付的低價出口現象，提議削減和限制出口總量。他們將一摞材料呈交江澤民。
　　隨后，官方對稀土出口發布了限制命令，所有想要對外出口的企業必須先行取得自營進出口權。在此基礎上，還要得到商務部每年一度的核定配額，這些具體配額只會分配給有限的十多家企業。
　　由于擁有自營進出口權的企業比比皆是，這種利益圈定的做法招來深深抱怨，這等于宣告那些沒有取得配額的企業的自營進出口權已完全成為一張廢紙。而在取得配額資格的企業中，不公平的呼聲也沒有理所當然地得到平息。
　　在商務部核定的進出口企業名單中，通常有一些專做貿易而不事生產的公司也名列其中，生產企業將會拒絕向這些貿易公司供應原料，導致他們無法經營這一樁出口生意，于是他們只好將這些配額指標以一個合適的價格尋求轉讓。指標倒賣現象出現了。
　　趙增祺說，“每個企業都想多出口，配額就成了一種競爭商品，誰出價高就轉讓給誰。”
　　王新林對此也不無意見，他認為商務部在出口指標分配比重上應該更側重生產企業一些，并建議對那些產量大的品種稍微松一松綁，給大家一個喘息空間。不過據記者了解，官方仍將加緊對于稀土出口的控制。
　　“這和輿論壓力有關系。”王新林說，那種稀土資源安全面臨隱患的論調影響了決策層。
　　事實上，目前的控制出口策略也不完全令人滿意。舉例來說，配額指標只限于稀土原料等初級產品，一些深加工過的功能材料則不受此限，例如軍事設施上使用最多的永磁材料，就是不受出口限制的稀土深加工品種。中國沒有對結構性產品進行有效控制。
　　在此之外，許多境外企業礙于中國的出口限制，已經改頭換面將公司注冊在中國境內，以繞過出口這一環節，直接就地取材，購買原料進行加工生產，然后再以不受限的功能材料對外輸出。即使是那些不會遠涉重洋入境中國的企業，也會在中國境內找到合適的本土采辦代理機構完成這些工序，無非就是支付一筆傭金而已。
　　包頭行動
　　行業規則的改寫正在包頭出現。去年冬天，包頭國家稀土高新技術開發區管委會聯合包頭鋼鐵展開一輪整合，成立了一個稀土戰略聯盟，這個聯盟囊括了國內主要稀土企業和研究機構，旨在消除行業固有的惡性競爭和各行其是局面。
　　包頭稀土開發區管委會是中國唯一一個稀土產業園區，他們用了數年時間推動這件事情，現在終于讓那些市場宿敵圍坐在一張圓桌上。當他們做成這件事，緊接著又聯合成立了一家國際貿易公司，高新區管委會轄下的一家公司持有該實體30%的股份，隸屬于包鋼集團的包鋼稀土則控股70%。
　　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助理安四虎對本刊記者表示，當務之急是要確保資源的可控性。他們的全部用意和舉動正在于此。
　　包頭的稀土儲量在全球市場中舉足輕重。而在包頭，包鋼控制的白云鄂博礦山連綿20余公里，是國內最大的稀土和鐵礦原料基地。包頭官方冀望包鋼能夠把原料環節集中控制起來，進行統一分配，不使之過于分散。
　　包頭在混亂的時候曾出現超過100家稀土企業，此后陸續進行了清理和整治，淘汰超過半數。包鋼稀土現在已經控股了這個地區的主要生產和出口企業，同時控制了包頭稀土研究院。
　　當高新區管委會和包鋼稀土成立國際貿易公司后，在戰略聯盟的平臺上，他們將統一支配采自白云鄂博的稀土資源。那些不聽話而我行我素的企業，將不再能夠自包鋼取得這些，他們會活活被餓死。
　　“這樣做有利于資源的合理開發，有利于提高各項技術指標，并使資源利用可持續。”張安文說。他同時兼任內蒙古自治區稀土行業協會的常務副秘書長。中國當前只有少數幾個省成立了這一行業的協會。他對稀土市場缺乏行業自律深感不滿。對包頭的做法他予以肯定，因為這種集中規模的舉措在全球市場當中并不鮮見。
　　包鋼將負責向他們聯盟內的企業提供原料，這些企業只需要專注于加工和生產就夠了，他們不需要再去考慮市場，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樣競爭商務部的配額指標。他們實際上已成為包鋼的代工企業。一旦完成生產，高新區管委會和包鋼稀土聯手組建的國際貿易公司會支付一筆加工費用，從他們手里收購這些產品，再由國貿公司統一對內和對外進行銷售，統一調節市場供給。高新區管委會的官員預期，這對于引導中國北方乃至整個行業走出無序競爭將產生作用。
　　但這還不夠。中國稀土的大量賤賣根源是自身的技術提升有限，只得大量出口給外國高新技術企業。現在包頭已經厭煩了這樣做。在囊括多種產業板塊的高新區里，他們辟出了約8000畝土地，已經著手建設一個稀土產業園。這個園區力圖吸納盡可能多的高新技術企業。安四虎是這個園區的主要操作者，他計劃以資源換技術。
　　“你企業進來，我給你原料，你出技術，在我們的園區里合作，”安四虎說，“如果你只是想從我這里買走原料，那肯定是不行的。”
　　控制原料之后，安四虎那里已經向國外很多擁有先進技術的企業開出了一些優惠條件，游說他們入駐。他們希望在自己園區里培育一批中國的高新技術企業，一旦中國具備足夠強大的技術力量，就算不將稀土原料出口，也可以自己關門加以充分利用。
　　一些日本公司到他這兒尋求原料。安四虎說，你要帶著你的技術來，如果只是初級技術，我們是不要的，你要把你最核心的技術拿來。日本人持有異議，強調稀土是世界的。安四虎駁斥說，你把最好的技術拿來，我們為你提供原料，在包頭合作制造最好的產品，這也是全世界的。
　　安四虎正在敦促國家建立稀土戰略儲備基地，以便進一步控制市場。他們已將報告遞交國家發改委，設想率先在北方承擔起國家戰略儲備職能，把包鋼每年挖出來的那些不能全部使用的原料儲備起來，預計國家在這方面可能需要出資30億元左右。
　　“北方以包鋼為主，江西以五礦為主，四川以中鋁為主，國家可以建立這樣三個儲備體系，根據市場趨勢調節出貨量，”安四虎說，“全世界這時候拿中國都沒轍。”
　　包鋼眼下已經著手儲備一些稀土資源。不過，牽涉大的產業戰略規劃，僅憑一個公司還不足以掌控全局，安四虎表示，這需要國家支持，不論是資金的，還是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