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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菲律賓參議院領導人表示，該國國會最早將在6月份批準一項禁止原礦出口的法案，旨在禁止原礦出口，以促進下游采礦業的發展，計劃在法律簽署5年后實施禁令，給礦業公司時間建設加工廠。這明顯是在效仿印尼曾經通過立法禁止鎳礦原礦出口的做法。近年來，菲律賓多次嘗試效仿印尼的成功經驗以推動本土工業化，但其政策推行屢屢受挫。盡管菲印兩國同為東南亞鎳礦大國，但菲律賓在經濟結構、政治生態、資源稟賦、國際環境等方面與印尼存在明顯差異，復制印尼的成功經驗的難度較大。

菲律賓經濟嚴重依賴鎳礦出口

導致抗風險能力不足

菲律賓經濟對鎳礦原礦出口的依賴程度頗高，鎳礦出口占其礦業總產值的60%以上。若倉促禁止鎳礦原礦出口，粗略估計將導致約10萬礦業崗位流失，并引發財政收入銳減。上述法案預留了5年過渡期，但其目前僅規劃建設3座小型冶煉廠，遠不足以消化現有出口量。由于缺乏下游產能承接，可能直接沖擊其國內經濟穩定。這反映了菲律賓經濟轉型的被動性，即其礦業長期停留在初級開采階段，缺乏資本和技術積累，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產業鏈升級。

而印尼在2014年實施鎳礦出口禁令前，已通過發展棕櫚油、橡膠、旅游業等多元產業構建了經濟緩沖帶，其礦業出口僅占GDP的5%左右，且鎳礦加工產業鏈已初具規模，例如2014年印尼就已建成11家鎳鐵冶煉廠。

菲律賓的權力格局

與利益集團形成掣肘

菲律賓的地方分權VS印尼的中央集權

菲律賓法律體系高度分散，地方政府對礦產開發擁有實際控制權。例如，2012年修訂的《菲律賓礦業法》允許地方政府以環保為由暫停發放采礦許可證，導致政策反復無常。2020年，棉蘭老島地方政府曾單方面關閉5座鎳礦，但因中央與地方權責不清，最終引發司法糾紛。而印尼通過2009年頒布的《礦業法》強化了中央對礦產資源的控制權，明確要求礦企必須投資建設冶煉廠，并通過國有礦業公司（如Antam）整合資源，削弱了私人資本對政策的干擾。

利益集團的實際影響

目前，菲律賓前十大礦業公司控制了全國80%的鎳礦產量，這些企業通過政治“獻金”和游說深度介入立法過程。2017年，菲律賓環境部以環保為由關閉23座礦山，但礦業協會通過法律訴訟和國會施壓，最終迫使半數礦山恢復運營。相比之下，印尼政府通過引入外資（如青山集團、寧德時代）形成利益共同體，將私人資本納入國家戰略框架，有效降低了政策阻力。

菲律賓在基礎設施

與資源稟賦上存在硬傷

電力與運輸成本的致命短板

菲律賓電力供應很不穩定，工業電價高達折合約0.18美元/千瓦時（印尼為0.1美元/千瓦時），且礦區公路覆蓋率不足30%。以塔威塔威礦區為例，盡管鎳礦品位較高（Ni1.8%），但因電力短缺和港口設施落后，年出貨量僅為80萬噸，運輸成本占售價的20%以上。而印尼蘇拉威西島的鎳工業園依托完善的港口、鐵路和電網，將鎳鐵生產成本控制在1200美元/噸以下。

資源品位的結構性劣勢

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顯示，菲律賓鎳礦儲量約為480萬金屬噸，80%為低品位褐鐵礦（Ni<1.6%），冶煉成本高出印尼40%。印尼鎳礦儲量約為2100萬金屬噸，且以紅土鎳礦為主（Ni1.8%~2.0%），可直接用于高壓酸浸（HPAL）工藝生產電池級鎳。以鎳鐵為例，生產1噸鎳鐵需消耗50噸菲律賓褐鐵礦，而印尼僅需30噸高品位礦。這種差距使得菲律賓在新能源產業鏈競爭中處于天然劣勢。

菲律賓原礦出口限制政策

將受國際環境與地緣政治制約

全球供需格局的變化

在菲律賓提出擬禁止原礦出口之際，國際市場鎳價因供應過剩持續低迷（LME庫存突破17萬噸）。而中國作為菲律賓鎳礦曾經的最大進口國（占其出口量90%），已通過投資印尼產業園減少對菲律賓鎳礦的依賴，削弱了其議價能力。相比之下，印尼2014年禁止鎳礦原礦出口時，全球鎳市場則處于緊平衡狀態，擁有更大話語權。

地緣合作模式的差異

有消息稱，菲律賓提出擬禁止鎳礦在內的原礦出口，試圖通過“菲供礦、美融資、日韓技術”的三邊合作模式共建鎳產業鏈，但特朗普新一屆政府上任后，美國方面是否還愿意向菲律賓提供資金將是一個不確定性較高的問題。日、韓兩國在印尼已經有眾多合作項目，鑒于菲律賓的實際情況，是否還愿意繼續重復投資也是個問題。而且這種合作模式因缺乏市場腹地和技術協同，難以實現產業閉環。而過去數年，印尼憑借與中國“基建換資源”模式，吸引了300億美元投資建設29座冶煉廠，業已形成“采礦—冶煉—電池材料”的一體化產業鏈。

菲律賓政策缺乏連貫性與執行力

立法與執行的脫節

菲律賓過往的禁止原礦出口法案缺乏實施細則，不具備可操作性。例如，2020年，菲律賓提出的《國家資源信托基金法案》，雖要求礦企支付3%特許權使用費，卻未明確冶煉廠建設標準和資金分配機制，導致政策淪為“紙上藍圖”。而印尼相關政策則具有明確的時間表和配套措施，即2009年立法、2014年部分禁礦、2020年全面禁止，并通過稅收優惠吸引外資。時任總統佐科及政府相關部門督導執行。

環保與發展的矛盾

菲律賓環保法規執行松散。2016年，蘇里高礦區因非法采礦導致河流污染，但地方政府因稅收依賴未予嚴懲。這種“重開發輕治理”的模式削弱了禁止原礦出口政策的道德正當性，難以獲得國際社會理解和支持。而印尼以環保名義推動禁礦令，通過限制露天采礦減少生態破壞，并建立環境修復基金，符合當下全球礦業綠色發展的潮流。

結構性困境下的戰略反思

綜上所述，菲律賓的禁止原礦出口提議未來大概率將陷入困局，其本質上是“未強先轉”的產業升級悖論。其經濟結構過度依賴初級資源出口，中央政府權力受制于地方政府分權與利益集團，資源稟賦難以支撐高附加值產業。相比之下，印尼通過“中央集權立法+外資技術引入+基礎設施配套”的組合策略，完成了從資源出口國到全球鎳產業鏈核心的躍遷。菲律賓若想突破困境，需放棄對印尼模式的簡單模仿，應轉向漸進式改革（如分階段提高出口關稅、設立產業引導基金等），并在國際合作中尋找差異化定位（如聚焦中品位鎳的精煉加工）。否則，激進的禁止原礦出口政策恐將重蹈2012年礦業法修訂的覆轍，進而加劇經濟波動與社會矛盾。

（作者單位：中國金屬礦業經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