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反傾銷之后，反補貼大有成為外國對華貿易爭端頭號熱點之勢，也吸引了越來越多的關注。一般注意到的主要還是美國、墨西哥向世貿組織訴我國“補貼”案，以及美國對華銅版紙等反補貼案；其實，圍繞反補貼的斗爭還不僅僅如此，這場斗爭從2006年4月就開始了：
2006年4月11日，我國履行世貿組織成員的補貼通報義務，向世貿組織遞交入世以來第一份全面補貼信息通報，通報了2001～2004年中央政府的78項補貼項目。7月24日～9月1日，歐盟、日本、加拿大、美國、土耳其、澳大利亞、墨西哥7個成員就我國的補貼通報提出了書面問題單，涵蓋面極為廣泛。
2006年10月，美國俄亥俄州NewPage紙業公司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紙業企業進行反補貼調查，并對從中國進口的銅版紙課征近100%的反傾銷稅，挑起了對華銅版紙反補貼爭端，其申訴書長達3500頁。
2007年2月2日，美國貿易代表施瓦布宣布，美國已向WTO提出申訴，指責中國為國內制造商提供補貼以刺激某些行業的出口，墨西哥隨之跟進。
3月30日，美國商務部長卡洛斯·古鐵雷斯發布對中國適用反補貼法的聲明，標志著美國不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出口商品征收反補貼稅的判例正式終結，開創了美國對“非市場經濟國家”征收反補貼稅之先河，隨后而來的就是對中國出口銅版紙同時征收反傾銷稅和反補貼稅。
2007年8月31日，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構會議上，世貿組織決定應美、墨的要求成立專家組，調查和裁決其聲稱的中國“違規貿易補貼措施”，所涉及措施主要是中國有關增值稅和所得稅退稅、減免的一些優惠政策。
9月14日，我國通過常駐WTO代表團致函美方，就美對銅版紙反補貼暨反傾銷措施提起WTO爭端解決項下的磋商請求，換言之就是向世貿組織起訴美國。這是中國入世以來第一次在世貿組織內單獨起訴，在國內外都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無疑，對華反補貼是在貿易保護主義動機驅動下的行為，與爭端發起國自己以前的判例也相違。1986年，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在喬治城鋼鐵公司訴美國案中的判決奠定了美國對非市場經濟體出口產品不適用反補貼稅的理論依據，因此，雖然反補貼案件數量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中與反傾銷案件數量大致相當，在各類案件中數量位居第二，且反補貼工具的使用者集中于美國、歐盟、加拿大等發達國家，1995～2004年，全球共計176起反補貼調查中，美國、歐盟、加拿大發起者為128起，占總數的73%；美國一國發起70起，占40%；[1]但由于主要貿易伙伴長期未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中國出口商品很少遭受反補貼爭端困擾，與中國連續10多年位居世界反傾銷最大受害者的狀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當反傾銷、技術性貿易壁壘、匯率壓力、知識產權等工具都不能遏止中國出口的高速增長之后，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國內進口競爭產業和有關政客都無法抑制援引反補貼工具打擊中國出口商品的強烈沖動。早在1991年，美國拉斯科公司就針對中國電風扇提出了反補貼申請，美國商務部雖然沒有通過該公司的申請，卻提出了非市場經濟國家中市場導向型產業可與反補貼兼容的論點。十余年后，加拿大于2004年9月10日、24日和2005年2月16日分別對中國戶外燒烤架、鋼鐵緊固件和復合地板征收臨時反補貼稅，是外國首次對中國商品實施反補貼措施；美國眾議院也于2005年7月27日以255∶168票通過《美國貿易權利執行法案》，其主要內容為準許對來自非市場經濟體的進口適用美國反補貼法，該法案發起者毫不諱言其本來目的就是針對中國商品，對華反補貼山雨欲來。在這樣的經濟動機下，對華反補貼不過是個時間問題而已。
不僅如此，對華反補貼在相當大程度上還是政治動機驅動所致，或是體現了該國政治體制的缺陷。就美國而言，這種政治動機表現在3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在國內政治生活中一些政客們需要滿足貿易保護主義集團的要求。第二個層次，鑒于小布什已經因為伊拉克戰爭而深陷泥潭，為了贏得總統大選勝利，民主黨議員們要挾中期選舉獲勝余威而在一切可以發難的議題上“宜將剩勇追窮寇”；相對客觀的行政部門也需要接受執政黨爭取選舉勝利的需要，而中國正是一個方便的話題。從1月美國新一屆國會開幕到8月初，美國國會竟然提出了56個涉華議案，除了9項議案含有不同程度的積極因素之外，其余都是直接針對我國、或有損害我國利益的消極議案，其中涉華經貿議案有28個，恰好是一半。而且，還不斷有新的議案進入醞釀。新一屆美國國會涉華經貿議案涵蓋面之廣，舉凡貿易差額、人民幣匯率、食品安全、市場準入、貿易補貼、知識產權、勞工權利、中國履行入世承諾情況、中國市場經濟地位等等，無不囊括。而且，這些議案總體上有個特點，就是越來越多地通過多邊渠道向中國施加壓力，如利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以及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中國的匯率問題施加壓力。第三個層次是十七大召開在即，外界預計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的大約一半將發生改變，美國統治集團、至少是統治集團中的一部分勢力希望借助貿易保護主義手段打擊中國核心產業部門，削弱中國執政黨和政府對經濟社會穩定性的控制能力，并誘導、脅迫中國新的領導集體服從美國。正如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文章所說的那樣：“對津貼的中國進口產品征收更多的美國關稅可能將有助于說服未來更年輕的領袖：中國需要更多的經濟和民主自由。”
就墨西哥而言，由于各種原因，該國政府一向喜歡將自己在經濟工作方面的失策歸咎于其他國家的競爭，中國首當其沖，連本國在海外市場競爭中的失利也往往歸咎于中國。2002年前后，由于墨西哥政府提高了經營稅率，又沒有出臺吸引外資的相關舉措，不少外資撤離墨西哥轉向中國。2002年上半年，中國對美出口增長12%，墨西哥對美出口下降近10%。墨西哥政府官員和經濟界不但不反躬自省，反而遷怒中國，當時媒體報道說此前不到一年里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州有近280家外資裝配工廠關閉，其中3/4是撤資去了中國，直接導致當地5萬人失業。墨西哥經濟部長德韋斯竟然打算據此上訴世貿組織，以阻止中國“偷竊”墨方的出口市場和外資。此次墨西哥向世貿組織起訴中國的“補貼”，實不足為怪。
不僅如此，且不說美、墨對中國某些措施“違反世貿組織規則”的指控是否成立，單就事實而言，他們的指控也存在不少硬傷，他們所指責的中國大部分“違規補貼措施”其實要么已經已停止使用，要么即將隨著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實施而告終。正因為如此，美國已經放棄起訴出口榮譽企業優惠利率問題。
正因為如此，在反補貼案中，我國理所當然不可能為別國某些勢力的選舉需求埋單，理所當然要捍衛自己的發展權利，全力以赴奉陪到底。
盡管如此，此次案件中還是有些東西值得我們關注深思，其中最大的一點就是我國過度依賴財稅優惠措施的發展模式所遭到的質疑，特別是外資優惠政策問題。從帳面上看，我國是當之無疑的利用外資大贏家，但是我們的招商引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依賴各種各樣的財稅(包括土地)優惠。部分城市的利用外資辦法，仍然幾乎所有條款都違反相關的企業所得稅法規、土地管理法規。這種做法的副作用在中國社會已經是有目共睹，在社會上激起了強烈的反彈；在國際上，無論是2006年7個世貿組織成員對我國補貼通報的問題，還是2007年美國、墨西哥對我國提出的補貼申訴，貿易伙伴指控的項目很多就是對外資企業的財稅優惠政策，如原《外商投資企業所得稅法》及其《實施細則》中關于出口型企業減免所得稅和再投資退稅的規定。雖然新的《企業所得稅法》已經通過，但長期依賴財稅優惠政策所形成的惰性還是導致新《企業所得稅法》一波三折方才最終面世。可是，如果我們的外資企業優惠政策不僅對本國企業構成了逆向歧視因而在國內備受抨擊，在國際上也成為別國指控的對象，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反思呢？從長期看，無論是政府招商引資，還是企業培育核心競爭力，都不能過度依賴財稅政策，而是要需要依靠市場規模以及由此而來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高質量且充裕的人口、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廉潔高效的公共服務。
過度依賴財稅優惠的發展模式基礎是高投資，這種模式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時至今日，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我國的宏觀經濟平衡。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動員國民儲蓄并將其投入資本形成的能力對其經濟社會發展至關重要。我國國民儲蓄率一直位于世界前列。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進入新一輪重化工業化時期(之所以說是“新一輪”，是因為我國建國初期的工業化就是以重化工業為重點)，當時又適逢世界性通貨緊縮難題，需要依靠大規模投資立竿見影地彌補消費需求疲軟之不足，重化工業本身的特點和反通貨緊縮的宏觀調控需求導致我國投資率進一步提升。盡管政府儲蓄增長、居民因收入和工作保障等預期惡化而被迫提高儲蓄、外資流入給高投資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源泉，但要動員這些儲蓄成為現實的投資，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財稅優惠政策，大量過剩產能由此形成。當前數據顯示我國投資水平仍在高位運行，有可能導致產能過剩范圍擴大、程度加深。
在國家長期實施的獎出限入政策沒有及時轉向、國際貿易自由化取得重大進展(特別是中國入世和2005年紡織品配額體制取消)的情況下，出口由此順理成章成為消化國內過剩產能的重要渠道。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07年以來出口增長較快的商品主要集中在產能過剩行業，如紙制品、肥料、塑料、鋼鐵、有色金屬等。國內無法容納的產能，只能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消化與吸收，以實現國內經濟平衡。如近年來我國資源性、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國的鋼鐵、電解鋁、焦炭等行業投資快速增長，生產能力過大，促使其通過出口找出路，必然造成貿易順差持續擴大，而貿易順差過高影響宏觀經濟平衡。在這種情況下，盡管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維持對自主創新先進制造業的高投入、在國際社會維護我們發展的權利，但儲蓄、投資過高和相應的補貼泛濫不應繼續。
來源： 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
